仝妍
国潮、非遗、出圈、惊喜、惊艳……这些词汇勾勒出近年来国内文化热潮的景观。而在当下以非遗为主题或元素的艺术创作国风热潮中，非遗传统舞蹈的身影清晰可见。最具典型性的例子是广州歌舞剧 院的舞剧《醒·狮》，2018年首演，并获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该剧是首次以国家级非遗传统舞蹈项目——广东醒狮为主题的大型民族舞剧，广东醒狮特有的腾、挪、闪、扑、回旋、飞跃等技巧融入舞剧的舞蹈语汇中，反映了革命时代风云中南粤儿女勇于抗争的精神，更凸显了醒狮文化的生生不息、代代承传以及民族复兴的梦圆愿景。
以《醒·狮》为代表我们可以发现，非遗传统舞蹈作为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以从“经验”到“审美”的转化动力与逻辑，在当下被激活、被看见、被传承。
经验：
非遗传统舞蹈的文化记忆
非遗文化把“历史”从过去的生活经验遗存转化为当代人能够理解、感受、体验的审美意象嵌入当代空间，从而对当代社会具有“活”的精神价值。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傩”，就包括传统舞蹈类别的傩舞11种、传统戏剧类别的傩戏15种，涉及江西、山西、广东、安徽、福建、甘肃、河北、湖南、湖北、贵州10个省，涵盖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区域。傩文化作为传统舞蹈、戏剧的“活化石”，一方面显现的是视觉性的遗存痕迹，另一方面显现的是当代人可以理解、感受的心灵性，从而生动描绘出“活”的历史，这就是非遗传统舞蹈所兼具的历史性与时代性，这种双重性使得非遗传统舞蹈成为文化记忆的身体映射，折射着千百年来民间传统文化基因，并在当下成为人们获取共同的社会认同及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
回顾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历史，非遗传统舞蹈展现出多元异质文化交相辉映的状态。从民族的角度上来说，中华各民族非遗传统舞蹈呈现出繁荣共存的多样态势，如汉族的“高跷”“秧歌”“龙舞”“灯舞”、维吾尔族的“赛乃姆”、塔吉克族的“鹰舞”等等。从文化地理学概念而言，非遗传统舞蹈呈现出某一特定地域文化生态圈的多样性，如东北地区“关东文化”孕育下的各类秧歌、中原地区的“跑驴”“旱船”等社火民俗形式、西北地区游牧与绿洲文化中的各族舞蹈。同一地区的“非遗舞蹈”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华南地区既有英武的“英歌”，也有温婉抒情的“钱鼓舞”。同种非遗传统舞蹈则因地理文化等因素展示出不同特质，以“狮舞”为例，南狮夸张浪漫、威武雄壮，北狮腾踏跳跃、灵巧默契。
在对望历史传统的当下语境里，非遗传统舞蹈的历史经验与技艺，通过汲取现代资源获得传承的内在生命力，在动荡的历史际遇中不断充实与升华，一方面以区域的差异性、本土化对抗现代化、全球化的同质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中华文化的持续性和中华文明的一体多元。
审美：
非遗传统舞蹈的艺术呈现
传统价值观的凝结与延续，是“非遗舞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与依据。近年来，非遗传统舞蹈的舞台呈现与美育实践，使得历史经验的原生形态转化为心灵体验的艺术意象形态，以独特的审美价值展现传承与创新，获得新的存续力。非遗传统舞蹈在各类主体的寻根中超越自身，也从新旧、中外、古今纵横交叉的网络中，寻求新的突破，进而不断赋予传统舞蹈以活化的非遗性。
如北京舞蹈学院的传统乐舞集《沉香》系列，自2014年起已推出五台大型舞蹈作品，以“学院派”的传习方式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传承与保护中外传统舞蹈文化遗产的路径;由“黎族舞蹈之母”陈翘倡导的、自2005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七届的“岭南舞蹈大赛”，是目前国内唯一以文化区域为名的大型舞蹈赛事品牌，在这一赛事平台中，涌现出一批对岭南传统舞蹈创新发展的舞蹈作品，如表现瑶族长鼓舞传统的《汪嘟》、客家嫁娶文化的《客家禧》、取材于湛江傩舞的《雷公佑红土》、再现潮汕传统英歌的《大英歌》等，这些作品从不同创作视角对岭南地区传统舞蹈进行了创造性与创新性的解构与重构，实现了“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的目标。
近年来在各地大中小学火热的“非遗进校园”，则使得非遗文化“转化”为美育资源，既保持了“非遗”独特的文化气质，又吸收了当下文化的先进成分，在优化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如华南师范大学、云南艺术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等地方高校的非遗舞蹈进校园、进课堂，以及广东岭南舞蹈大赛、浙江传统舞蹈展演、中国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等，都体现出以非遗传承创新为抓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以美育为核心的国民教育体系，从而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当代转化。
泛化：
非遗传统舞蹈的传承忧思
舞蹈作为人类精神文化传承的载体，就其本质而言具有人类文明与文化意识的自觉选择与主动创造的“非物质文化”特征。非遗传统舞蹈以广大人民为主体，在传统的动态发展中，延续其非遗性特质，呈现出中国舞蹈文化的历史性与多样性。非遗传统舞蹈从“经验”到“审美”的发展，是通过对传统的脱域与改造完成“中国式现代化”，从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自律的舞蹈艺术，并呈现出具有民族风格与现实情怀的当代中国舞蹈美学特征。
然而，我们也需看到，非遗传统舞蹈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类非遗，其在“脱域”过程中的标准化、形式化，在“嵌入”校园传承过程中的得与失，以及成为满足他者想象与观赏的舞台表演艺术等现象，也是需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无论是在原生型非遗传统舞蹈中，还是在次生型、嫁接型非遗舞蹈创作或教学中，非遗符号的复制化，导致了符号演绎的同质化、空心化和传承的流水化，如各地旅游歌舞和舞台上、校园中的非遗传统舞蹈，作为“泛审美化公共美育普及奇观”(王一川)中的一景，在实现非遗意义分享与美育社会化的同时，非遗文化本身“文化持有者”的一元表述转向“文化他者”的多元表述——其美学形态被编导、教师等不断再造，以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在呈现美好之景的同时部分丧失了原真性与完整性。每一种非遗文化事项都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它们是各民族、各区域人民文化记忆重建的标志性符号，同时也是其民族精神、文化内涵与现代社会的链接点。非遗文化作为民族与国家的文化根脉，不应被复制化、空心化所操控，而应借助舞蹈艺术形式以情动人，完成地域的风格化表达，以更好地确立身份、文化及社会认同。
在21世纪世界非遗语境下和践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过程中，如何构建非遗文化支撑体系，探寻中国和世界非遗文化的互动与融合，是文艺创作与理论评论共同关注的话题与问题。如以区域性非遗文化为切入点，加强传承人与专家、院团、高校的交流与合作，促进非遗活态传承，以“整合性”达成传统舞蹈文化资源的共建、共享、共生、共赢;加强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成果转化，以“融合性”探索学科建设中传统舞蹈文化的艺术交流、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将非遗中的传统文化用现代审美的方式进行深度创作和广泛传播，以实现非遗保护、非遗开发、非遗价值的最大化。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舞蹈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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